刘震云的小说创作之所以能够在当代大获成功,与小说的题材内容和艺术特色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刘震云的小说在词语的运用、句式的选择及修辞文本的构建等方面,体现出朴素、繁丰的语言表现风格特点。刘震云“故乡”系列小说,通过《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和《故乡面和花朵》等作品,展现了浓厚的乡土文化特色,集中表达了他对乡土生活的深刻思考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反思。他用细腻的笔触透过河南农村的自然与民生探索故乡乡土文化的精神脉络,揭示了土地与人民之间的深层精神联系,试图为河南乡土文化在民族文化版图上找到位置。这些作品不仅丰富了乡土文学的内涵,也为理解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提供了宝贵的视角。
刘震云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优秀作家之一,其沉郁、冷峻、睿智而不失幽默的写作,得到了文学界长期的关注与认可。从最初的《单位》《官场》《一地鸡毛》等“新写实”小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为代表的“故乡系列”“新历史”小说,每部作品都彰显出极具特色的刘震云式写作风格。
“故乡”系列小说是刘震云创作生涯中篇幅最长、投入最多的作品,从现代转向后现代,从写实走向先锋,从清晰的故事叙述过渡为蒙眬、模糊、不可名状的混沌。在这一艺术转型过程中,面对自然与历史不可逆的衰败与破碎,传统的写实乃至象征手法已不足以充分表达人类对历史、现实、自然以及整个宇宙的感受。因此,在创作中将历史和现实、当下和未来、写实和虚构等有机融合,并以“故乡”系列小说作为突破口,体现了刘震云对于故乡、文化以及人性的独到思考。
一、刘震云的“故乡”情结
刘震云成长于河南延津县的一个农村家庭,他对于这片养育他的土地抱有复杂而深厚的情感。刘震云的文学创作深受乡土文化的影响,故乡延津更是成为他创作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背景。自1991年发表《故乡天下黄花》起,他在随后十年间陆续创作了《故乡相处流传》和《故乡面和花朵》,统称为“故乡”系列小说。这一系列作品标志着刘震云从政治洗礼中抽身,转而关注更为具体、琐碎、真实的生活场景,展现了20世纪90年代新作家的文学转向。
在“故乡”系列中,刘震云摒弃了传统英雄叙事,转而聚焦于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描绘了他们在权力斗争和社会变迁中的委曲求全与忍辱负重。《故乡天下黄花》以马家村为背景,通过孙氏和李氏两大家族的村长争夺战,反映了近五十年来村庄的社会斗争史,深刻揭示了人们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斗争本质。《故乡相处流传》在结构上则更为复杂,他采用夸张、扭曲等手法,以一种轻松的笔触重新解读历史,展现了家乡故事的另一面。而《故乡面和花朵》则以其戏谑的笔法和后现代的视角,探讨了“同性关系者回故乡运动”,展现了故乡从异性关系到合体关系时代的演变,展现了对人类历史和乡土文化的全新解读。
“故乡”系列小说,以“故乡”为关键词,紧密地将文化元素和文学意境相结合,以村庄为主要背景来写农村,勾勒故乡和乡邻。作为自幼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作家,他在《延津与延津》中谈道:“从此,我离开了家乡。后来,我和我的作品,又不断回到家乡。这时的回去,和过去的离开又不一样。我想说的是,延津与延津的关系,就是我作品和延津的关系,也是世界跟延津的关系。换句话,延津就是世界,世界就是延津。”他从乡土社会中走来,他的创作也在乡土生活中萌发,围绕故乡的叙事和真实乡土社会生活书写都证明他的身体虽然离开了故乡这片土地,但他的心绪始终未曾离开。通过“故乡”系列作品,刘震云不仅呈现了乡土文化的独特魅力,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和文化冲突的窗口。
二、“故乡”系列小说中乡土文化的构建
(一)口语化的语言表达
在“故乡”系列小说中,作品的语言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轻盈与灵动,既自由奔放又内涵丰富,形式上不拘泥于传统,而是巧妙地融合了多样化的表达手法,展现出一种狂放不羁的文学韵味。对刘震云而言,语言不仅是对话的载体,更是地域文化习惯和思维方式的真实反映。故乡这片土地,拥有着独特的语言风格,这种风格在小说中被巧妙地转化为一种插科打诨式的幽默表达。
例如,在《故乡天下黄花》中,日常的寒暄是“亲家你可忙?好长时间没见到你了”,调侃枪打歪了会说“一下子不熟,这盒子还认生”,表达极端行为,如“杀了人”,则用“割了肚子”这样的地方性语汇。《故乡相处流传》中,这类口语化表达同样丰富,如用“吓毛了”形容恐惧,“就像在洗衣机里折跟斗,咕里咕咚的”形容某种飘忽不定的感觉。即便是写历史上声名显赫的曹操和袁绍,也未能免俗,在小说中他们同样吐露着带有乡土色彩的俗语,如“妈了个×”。这类语言的使用,剥离了他们作为历史人物的庄严形象,转而赋予其一种更为接地气的流氓气概。
到了《故乡面和花朵》,这种语言风格得到了延续。如“胡纂”表示胡言乱语,“孬舅”的媳妇被称呼为“孬妗”等等。小说中的孬舅,尽管身份是恢复世界礼义和廉耻部的秘书长,其言谈却异常粗俗且直白。如在教训外甥时,他会说:“世界上大大小小的事,都像狗屎一样一团糟呀。你连屎都不能吃,还能把握世界吗?”“以为你舅是容易的吗?每天也就是把手插到这些狗屎里给你们张罗和操劳呀!”此时的孬舅虽身处高位,但他所谓的大道理,非但不能做到引经据典、出口成章,反而是污言秽语、出口成“脏”,他用粗俗浅显的语言拼凑出他人生的至理名言。这种语言的使用,使人物言行与身份相违背,呈现出一种极度的偏离感。
刘震云在“故乡”系列小说中对语言的巧妙运用,不仅丰富了人物的艺术形象,也为小说增添了浓厚的民族韵味和地方色彩。通过这种反传统的语言风格,为作品带来了一种独特的疏离感,营造出一种俏皮、幽默、活泼而简洁的氛围。
(二)民谚俗语的运用
刘震云的创作根植于农村生活的真实体验,以及对农民生活状态的深刻洞察。在“故乡”系列中,他笔下农村和农民都带有鲜明的河南特色。他摒弃了传统小说对语言华美的追求,转而采用直白、简练的民谚俗语,展现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生活哲学。
例如,在作品中“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河东不会老河东,河西不会老河西”“黄鼠狼吃刺猬,无处下嘴”“世上甘蔗没有两头甜,驴屎蛋不能两面光”等民谚俗语的广泛运用,不仅为人物形象的塑造、语言风格的确立和情节的推进提供了独特的文学效果,而且也反映了刘震云对乡土文化的深刻理解。通过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民谚俗语,刘震云成功地构建了一个充满地域特色的文学世界,为读者呈现了一个真实而又多维的乡土中国。
(三)民俗民风的呈现
“故乡”系列小说中民俗民风的细腻描绘构成了作品乡土气息的重要载体,展现了浓郁的生活气息与深厚的乡土文化。例如,《故乡天下黄花》中对丧葬风俗的描写,李老喜身着黑衣,手持毛巾与食盒前往孙家客奠,八个祭菜,一篮蒸馍,祭奠时先哭后行礼,生动记录了马村独特的丧葬礼节,反映了农村社会对传统礼仪的尊重与传承。
在婚嫁习俗方面,《故乡面和花朵》中小麻子父母从过去的自我中心到对孩子婚姻大事的重视,体现了农村社会对家庭和血脉传承的重视。作品中还涉及了农村的一些传统习俗,例如《故乡天下黄花》中着重刻画了吃饺子这一风俗——在分到地主家的肉后,以及要审问地主家成员前,都得先吃饺子。这不仅反映了农村地区对节日或重大事件的重视,更透露着农民对于物质享受的朴素追求。
此外,“起贱名”的习俗则揭示了农村社会对生命脆弱性的深刻认知。在物资匮乏、医疗条件落后的背景下,由于认知水平有限,传统农民普遍认为孩子夭折是邪祟作祟。因此,农民往往通过给孩子起一个贱名,以期保佑孩子健康成长。这种取名策略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地体现,如猪蛋、孬舅、瞎鹿等人物名字,既富有乡土特色,又增添了作品的趣味性。
“故乡”系列小说还深刻揭示了故乡人追名逐利的民风。在复杂的政治背景下,农民为了利益和权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往往伴随着道德和情感的丧失。人性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扭曲、异化,面对生死的平淡与麻木,颠覆了传统文学作品中农民朴素、善良、乐观、坚强的形象。这种民风的描绘,体现了刘震云对农村民俗民风的辩证性反思。
三、 叙述方式的平民化
平民历史意识总的来说是相对于贵族历史意识来理解的, 它既包含有面向广大的人民群众创造他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的内容, 更包含有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去表达他们的生活、情绪和向往的内容。白烨曾这样评价过:“刘震云的作品, 是当代作家中最具平民意识和人民性的创作, 他比任何别的作家都更为重视‘属于人的光荣’和‘凡人的幸福’。”他对于平民视角的选择和以平民为主角的确定都彰显了他强烈的平民历史意识。
他将正统历史转化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的人与事, 把历史按平民的视角还原, 在生活流的叙述方式中不动声色地将现实社会中种种习非成是的生活现象展示出来, 不漏痕迹地揭露了现实的丑陋和病态的本相, 这拉近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
首先从文本语言上做到了平民意识化, 故乡系列小说的语言表现出了浓厚的平民气息。无论是当官的, 还是做草民的, 他们的言语都没有高雅的气息, 即使文中人物偶尔故意使用文绉绉的词语, 都被作者以拧巴式的幽默方式将其生活化、俗化。如在《故乡面和花朵》中, 孬舅写给“我”的传真中一会是大段大段的书面语, 一会又是满纸的粗话, 最后还是一句“这一群鸡巴人, 不是好弄的。我也就在这里结束吧”来结尾, 让其平民本相显露无疑。尽管粗俗不能等同于平民化, 但是平民身份决定他们说话的方式不会高雅, 因此在小说中偶尔出现文雅的词句都被作者用反讽等手法进行了玩笑式颠覆, 并使它呈现出错位的、滑稽的、拧巴式的幽默感。如《故乡面和花朵》里孬舅作为一名恢复世界礼义和廉耻部的秘书长, 对外甥训话时说出的这样一番话:“世界上大大小小的事, 都像狗屎一样一团糟呀。你连屎都不能吃, 还能把握世界吗?在这个世界上, 提出一条真理和口号是容易的, 但它们在一滩屎面前, 显得是多么地苍白和无力呀。以为你舅是容易的吗?每天也就是把手插到这些狗屎里给你们张罗和操劳呀!”虽然讲述的是为人处事的大道理, 可孬舅用“狗屎”这样的词语、连串的反问句式来比拟世道来让道理形象生动, 这让孬舅看似上流的身份仅仅停留在看似上面, 他的骨子里仍逃不过平民气息。刘震云先生正是通过对最鄙俗、最污秽、最卑贱的物象的呈现来表达他抵制历史崇高的决心。
其次, 平民的叙述立场, 从平民的视角关照国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不同于正史的庄严姿态, 也不同于野史的媚于流俗, 刘震云笔下的历史是一部独特的平民意识的历史。枭雄人物曹操也有抠脚流黄水的古怪癖好;一代帝王朱元璋是个由一群舞刀弄叉的小和尚拥戴的大和尚;慈禧太后原来是柿饼脸姑娘。刘震云站在平民的立场上让神秘的历史变得生活化, 对历史进行了一次怯魅的解读。而《故乡面和花朵》“将历史完全从富丽堂皇的舞台上驱逐下来, 拉到了卑贱的民间广场上来演绎历史与现实”[3]。那牛栏、大卖场与土洋结合的丽晶时代广场成为了孬舅、孬妗等人竞相出场的舞台, 同时这也是作者思想意图的展示平台。在嬉笑怒骂、胡言胡语之间, 刘震云淡化了笔下人物的阶级关系界限, 并对生活中的细节进行了夸张、细致的描写, 将平凡人的人生际遇、喜怒哀乐精准细致地描摹勾勒出来, 展现出他们在历史长河、时代风云中的生存状态, 清晰地表达出平民的历史观。
四、结语
在刘震云的文学探索之旅中,“故乡”系列小说以其独特的乡村生活描写,构筑了一部厚重的乡村野史,并以故乡为背景,对历史进行了全新的阐释与对话。在这三部作品中,他巧妙地将村民与历史人物汇聚于一个“故乡”世界,通过文学的笔触,将故乡与历史、现实与想象巧妙融合。故乡不仅是故事发生的场所,更是其创作的精神“根”。这样的创作手法,不仅揭示了乡土文化在小说中的贯穿作用,更展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它主导着故乡的生活,塑造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
通过对“故乡”系列小说中乡土文化的深度挖掘,刘震云全面展现了他对故乡的深厚留恋与深刻反思。他以细致入微的观察力,真实地书写了农村生活的复杂性,人物形象的丑陋嘴脸,反映了他对故乡落后与污浊的深刻批判。尽管作品中也展示了温情的文化空间,但刘震云更倾向于揭示“故乡”的另一面——乡土世界中的社会腐化、权力斗争和人性沦丧,从而打破了对故乡的传统刻板印象,赋予了故乡更为完整和立体的形象。
“故乡”系列小说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对故乡与作者精神世界的深入探索,更是刘震云以真实饱满的细节和独特的故乡世界,展现了他的精神追求和文学抱负。通过这一系列作品,刘震云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乡土文化与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窗口,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反思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个体与社会之间复杂关系的视角。这不仅是对乡土文化的一次深刻书写,也是对人性、历史与现实的一次深邃思考。
